在世界军事史上，从未有过这样一支军队：长期以弱敌强，却始终坚韧不拔，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，赢得了各阶层广泛且坚定的支持。
而毛泽东领导下的军队，做到了这一切。这支军队，没有依靠督战队的威慑，也未曾用高额银元激励士气，却凭借着无与伦比的献身精神，成为世界上凝聚力最强的钢铁之师。
1935 年，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历经艰难险阻，长征抵达陕北。彼时，部队兵力锐减至 8000 人，战士们人困马乏，粮草几近断绝，各方面条件艰难到了极点，每个人都在挑战生命的极限。但即便如此，他们依然想尽办法，历经千辛万苦重新汇聚在一起，保存了革命的火种。
然而，仅仅 13 年后，当这支队伍从延安出发时，已发展壮大成为一支拥有 280 万兵力的解放大军，为新中国的诞生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毛泽东究竟凭借什么，将这样一支起初弱小且面临重重困境的队伍，凝聚成举世无双的铁军？
展开剩余92%这其中，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集体智慧与正确领导，离不开广大军民的浴血奋战与无私奉献，但毛泽东高瞻远瞩、独具匠心的正确战略设计，无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核心作用。
用使命引领团队
如何凝聚来自全国各地，不同背景，成分复杂的人？
蒋介石重“利”，以高官厚禄从各大军阀处挖来了诸多将领；
但是，靠物质激励来凝聚人是有其局限的。
曾国藩曾说：“古来名将得士卒之心，盖有在于钱财之外者；后世将牟，专恃粮重赏优，为牢笼士兵之心，其本为已浅矣。是以金多则奋勇附蚁，利尽则冷落兽散。”
这其实也是如今很多企业的痛点。
毛泽东凝聚人更依靠的是精神信仰，将自己有限的生命与某种具有绝对价值，超越性的东西联系起来，并从中获得意义。
只有这样才能不论在如何艰难困苦的场合，只要还有一个人，这个人就会继续战斗下去。
他曾说“不但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，而且要有一个大家都信守的主义，主义好比一面旗帜，旗帜竖起来之后，人们才有所趋附。
既有了主义，又有了人，剩下的任务就是去建立一种组织，把信守这个主义的人组织起来，并通过这些人，拿了这个主义去联络更多的人。”
这其实就是使命驱动，如阿里的“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”以及华为最早期的“科技兴国”。
1.思想掌握一切，思想改变一切
大多数人都有过拔河比赛的体验：当每队两个人时，两人的合力最多只有两人总力盘的90%，四个人时大概只有80%，八个人时可能就只有60%。
人越多，总的力量虽然越大，但效率却越低，这是因为大家的力没有使在同一个方向上，所以，要让组织发挥出最大效力，就要统一思想，让人们的劲往一处使也就是毛主席强调的：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。
那么，如何才能使团队步调一致呢？
毛泽东有自己独到的见解：“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，没有进步的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贯注，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官长和士兵的一致，就不能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忱，一切技术和战术就不能得着最好的基础去发挥它们应有的效力。”
他在组织撰写并亲自修改过的《留守兵团政治工作报告》中明确提出：“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，思想掌握一切，思想改变一切。”
关于思想建军的主张，起初并没有得到其他红军领导人的认同。
而在朱毛会师组建红四军后，领导层内部经常围绕如何建军、如何带兵等问题，不断爆发激烈的争论。
红四军到赣南后，矛盾越来越突出，直逼得毛泽东不得不离开红军领导岗位。毛泽东离开后，红四军内部思想更加混乱。不久，出击闽中和冒进东江连吃败仗，部队损失惨重。
迫不得已，红四军紧急召开了八大，但又是在无组织状态下吵了三天，毫无结果。此时，一些同志决定联名写信请毛泽东回来。”
毛泽东随即回到红四军。此后不久，在古田会议上，毛泽东思想建军的主张才正式得到红军各级指挥员的认可。
所以，每当遇到重大转折关头，如国际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、党的路线方针调整；都会进行广泛深入的思想教育，以统一思想，克服行动中的障碍。
思想通了，一通百通。张瑞敏就说过：“如果一个员工思想不通，你派十个人都管不住他；如果思想通了，你不用管他，他都会努力工作的。”
企业发展遇到困难时，需不需要做思想工作？有的管理者觉得思想工作太遥远，远水不解近渴，总想等经营条件改善了，再去做思想工作。
其实，从我军成长发展的历史看，“环境越是艰苦，政治思想工作越要活跃。物质的东西越少，精神的东西越要多。越是在困难的情况下，越要发挥政治思想工作的威力”。
相反，条件好了，压力小了，思想工作反而不容易见到成效。
2.思想问题与实际问题结合
毛泽东强调解决思想问题与实际问题相结合，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，着眼提高官兵的思想觉悟。
“我们应该深刻关注群众的生活问题，从土地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。
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，找什么人去教他们呢？
小孩子要读书，学校办起来了没有呢？
要使人民群众意识到我们代表他们的利益，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……
要使他们从这些事情出发，了解我们提出来更高的任务，革命战争的任务，拥护革命，把革命推到全国去，接受我们的政治号召，为革命的胜利斗争到底。
用全局视角鼓舞团队
抗日战争第一年，国民党军兵败如山倒，接连丢掉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徐州武汉各大城市，损失了上百万兵力。于是，汪精卫胡适这些人就组织了“低调俱乐部”，贩卖“亡国论”。
1938年5月，毛泽东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，结合中国抗日战争的实际尤其是全国抗战10个月的经验教训，并集中全党的智慧，发表了著名的军事论著《论持久战》。
在《论持久战》一文，毛泽东分为2大部分：
其一，全面分析了中日战争所处的时代和中日双方的基本特点，阐述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持久战总方针，批驳了“亡国论”和“速胜论”。
其二，将抗日战争分为了三个阶段：
第一阶段，敌之战略进攻、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；
第二个阶段，敌之战略保守、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；
第三个阶段，我之战略反攻、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。
在《论持久战》一文中，毛泽东运用《矛盾论》中的哲学智慧，进行了抽丝剥茧的分析，剖析出了核心矛盾：
“一切想要缩短战争时间的人们，惟有努力于增加自己力量减少敌人力量之一法。”
那么，如何增强我方力量？文中分析有两种方法：
第一，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；
第二，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。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。
如何减少敌人的力量？也有两种方法：
一种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，这是一种被动的手段；一种是我方主动采取手段使其减少。
于是，《论持久战》一文便运用了《矛盾论》中的方法论，以大量篇幅分析中日两国的力量在战争中的持续变化，最终得出结论：
“中国由劣势到平衡到优势，日本由优势到平衡到劣势，中国由防御到相持到反攻，日本由进攻到保守到退却，这就是中日战争的过程，中日战争的必然趋势。”
正是有如此充实的分析做铺垫，文中才会驳斥“速胜论”和“亡国论”，并得出结论：这场战争的胜利者必将是中国，同时又是一场艰苦的“持久战”。
经过缜密细致的分析之后，在这封信的末尾，毛泽东还不忘诗意地写道：
“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，绝不是如有些人所谓 ‘有到来之可能’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、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。
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，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，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。”
对于这段诗意的升华，如果进一步地精简，就是8个字：星星之火，可以燎原。
而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证明，毛泽东的持久战思维，是正确的。
日本东京大学教授近藤邦康也说：“我很佩服《论持久战》。日本被中国打败是当然的，这样的以哲学为基础的宏远战略眼光，日本没有。”
此外，在具体的战术执行上，毛泽东创造了“游击战”，并提出了“敌进我退 , 敌驻我扰, 敌疲我打, 敌退我追”的十六字游击战术原则。
按照这个原则，在抗日战争中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由小到大，遍地开花，作战形式多种多样，战斗方式变化无穷。
到抗战胜利时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共进行游击战斗12.5万次，歼灭日军52.7万人，伪军118.7万人，解放国土近100万平方公里，人口1亿多，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。
变强制为自觉
中国共产党组织为什么没有成为一盘散沙？为什么组织大了以后没有出现大面积溃烂而崩塌？为什么能始终有序而高效地运行，做到政令畅通，有效执行？
除了具有共同的使命和目标牵引外，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严明的组织纪律。从严治党，使整个组织做到纪律严明，目标一致，执行力强。正如毛泽东指出的：“加强纪律性，革命无不胜。”
为了强化严明的纪律，在部队出发前，毛泽东在荆竹山村前“雷打石”处向部队发表讲话，第一次提出了工农革命军的“三大纪律”：第一，行动听指挥；第二，筹款要归公；第三，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。
当年冬天，井冈山异常寒冷，为了解决部队的冬衣、粮食，拓宽根据地的面积，毛泽东决定攻打敌人守备薄弱的遂川县。占领遂川城，部队分散活动，出现了有的战士借了老百姓的门板和稻草没有主动归还，借来的许多门板归还时又往往弄错，睡过的地方没打扫干净等现象。
毛泽东了解到这些情况后，立即召开全体工农革命军指战员大会，并宣布了工农革命军的“六项注意”：“上门板；捆铺草；说话和气；买卖公平；不拉夫，请来夫子要给钱；不打人骂人。”这些话都是老百姓的话，非常通俗易懂，也能让战士做得到。
此后，部队每到一地，都要严格检查“六项注意”的执行情况。
为了让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深入人心，加强对新兵的纪律教育，1935年时任红15军团的政治部秘书长的程坦与时任红15军团政治部宣传科长刘华清，把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”编成歌词。
而毛泽东也在《反对自由主义》一文中指出，“自由主义是一种腐蚀剂，使团结涣散，关系松懈，工作消极，意见分歧。它使革命队伍失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”。
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
毛泽东一再强调：“人民群众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力量”。
1941年6月3日，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杨家岭小礼堂召开会议，讨论征粮工作和农民负担问题。
会议正在进行时，突然风雨大作、雷电交加，一个炸雷击断了礼堂的一根木柱，坐在旁边的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被雷电击中不幸身亡。
同一天，延安一个农民家的一头驴也被雷电击死了。事后，这个农民逢人就说:“老天爷不开眼，响雷把县长劈死了，为什么不劈死毛泽东？”
保卫部门闻讯，要把这件事当作反革命事件来追查，逮捕这个“咒骂毛主席”的农民。
毛泽东从警卫员口中知道这件事以后，立即阻止了保卫部门的行动。毛泽东说：“群众发牢骚，有意见，说明我们的政策和工作有毛病。不要一听到群众有议论，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，就去追查，就要立案，进行打击压制。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，是神经衰弱的表现。我们共产党人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。”
毛泽东还说：“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，共产党是鱼，老百姓是水；水里可以没有鱼，鱼可是永远也离不开水啊！”
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通过深入调查发现确实公粮征收过多，加重了人民的负担”。
毛泽东从群众的“咒骂”中进行深刻反思，决定与中共中央、中央军委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领导同志一道，采取措施改进工作。
用自我批评提升决策智慧
毛泽东的决策智慧都是在批评和自我批评、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概括出来的。
毛泽东曾说他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。他说：“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，有所发现，有所发明，有所创造，有所前进。停止的论点，悲观的论点，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，都是错误的。”
他回顾民主革命开始时是带着很大的盲目性的，指出：“如果有人说，有哪一位同志，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。比如说我自己，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，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，那是吹牛，你们切记不要信，没有那回事。”
在残酷、激烈的革命斗争中，始终存在着敌特企图打入革命队伍内部进行破坏的问题，有必要开展肃反工作。但在肃反工作中也犯过个别搞错了或扩大化的错误。毛泽东对此多次进行自我批评。
1945年2月，毛泽东说：“党校就犯了许多错误，谁负责？我负责，因为我是党校的校长。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，谁负责？我负责，因为发号施令的是我。别的地方搞错了，谁负责？也是我负责，因为发号施令的也是我。”
他还指出：“我们对人民讲的话，作出的决议案，制定的这样那样的政策，都是这样，凡是搞错了的，都要修正错误，赔一个不是，老老实实地赔不是。我们要有这样的态度。这叫做什么态度？自我批评的态度。”
党的七大会议上，毛泽东自我批评道：“审干中搞错了许多人，这很不好。对搞错的同志，应该向他们赔不是，首先我在这个大会上向他们赔不是。在哪个地方搞错了，就在哪个地方赔不是。”
自我批评需要勇气，领导者要勇于面对错误，承认错误。自我批评，是为了帮助自己改正错误，不断督促自己，完善自己，提高自己。
当下我们的企业中，同样需要批评与自我批评。
只有展开批评，才能够将企业中的一些缺点和不足显露出来，才能够作出应对的决策和措施来。
凡是伟大的企业，成功的企业，从来不会隐瞒自己企业内部存在的一些不足，正是他们敢于正视自己的错误，才能够不断前进，不断壮大。
华为总部大门前，立着一块石头，刻有《华为基本法》里面任正非的一句话：“一个企业长治久安的关键，是它的核心价值观被接班人确认，接班人又具有自我批判的能力。”
华为的自我批判绝不是表演一下走个过场，它是深深地嵌入到华为的管理制度当中，比如华为后备干部的选拔中，有一项是品德考评，考评两项内容，一个是关键事件，另一个就是自我批判能力。
如果一个华为员工没有自我批判能力，他就不能成为后备干部。
如果企业的领导不能做到自我批评，也听不进去别人的批评，一味地刚愎自用，那么他就绝对不是一个优秀的领导者，这种领导的企业也很难得到良好的发展，甚至会走向衰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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